特工这一职业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，既陌生又充满神秘色彩。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爆发的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中，人们才逐渐了解到普京曾是克格勃的特工身份，这无形中揭开了特工行业的神秘面纱。如今，全球许多国家纷纷加强特工人才的培养，这极大地促进了他们掌握其他国家发展动态、洞察内部形势的能力。
然而，鲜有人知道的是，我国早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特工组织。抗日战争能够最终取得胜利，特工们的默默付出功不可没。以窃取敌方情报为主要职责的特工，工作中常常面对突发状况，一旦不慎暴露身份，就可能成为敌人的眼中钉，命悬一线。
但有这么一位人物，落入敌人之手后却奇迹般地“虎口脱险”，更令人意外的是，救他的人竟然是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。那么，这个人究竟是谁？陈璧君为何要救他？
1942年7月29日清晨，日本宪兵队的车辆突然驶至汪公馆门口，几名便衣特工迅速跳下车，不经多言便冲入汪公馆。大约7点半左右，汪精卫的秘书兼日语翻译汪锦元被捕。同一时间，李德生和陈一峰也被逮捕。事态突如其来，众人一时摸不清状况，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却不甘心坐视不理。
展开剩余90%汪锦元是汪精卫的秘书兼日语翻译，平时话不多，待人和善谦逊，处事非常稳重，深得汪精卫和陈璧君的信赖。眼见自家秘书被日本人无声无息地带走，陈璧君愤然认为“国民政府”的威严遭到了日本人的藐视。她随即要求日本政府将汪锦元、李德生和陈一峰三人交由“国民政府”审判。
当时，日本政府逮捕他们的理由是三人涉嫌参与“理查德·佐尔格国际间谍案”，而佐尔格是苏联著名的红色间谍。汪锦元和李德生等人到底与佐尔格有什么关联呢？佐尔格作为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第四局的特工，长期活跃于莫斯科、东京、上海等地。他领导的“拉扎姆”情报小组极为专业，准确预警德国是否会对苏联发动战争，以及日本是否会在西伯利亚采取军事行动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佐尔格的精准情报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警觉。1941年10月，日本警视厅特高科成功破获“拉扎姆”小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，1942年6月15日，日本秘密逮捕了当时分别在南京和上海的西里龙夫和中西功。西里龙夫是佐尔格的同事，还是日本首相的秘书，被捕时已潜入侵华日军总部。他的落网令日本开始怀疑共产党情报组织已渗透至内部，顺藤摸瓜找到了汪锦元、李德生和陈一峰。
被捕后，汪锦元等人被关押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司令部。日本警察和检察官轮番审讯，试图从他们口中获得重要情报。但无论怎样严刑拷问，三人始终坚守秘密，保持沉默。直到10月1日，日本政府忍无可忍，决定将他们转移到日本本土。抵达日本后，三人被判处死刑，等待执行。
陈璧君对此极为愤慨。彼时她与汪精卫领导的伪国民政府正与日本政府交好，1940年汪精卫还与日本签订了极为屈辱的《日“华”基本关系条约》。她认为日本此举是对伪国民政府的公然挑衅，便多次敦促汪精卫和周隆庠出面干预，坚决要求将汪锦元等人引渡回国审判。
另一方面，日本政府并未找到汪锦元等人与佐尔格之间的确凿联系。在现实压力和汪精卫的多次交涉下，1943年4月1日，日本无奈将三人押回上海，并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，关押于江湾日本司令部监狱。
1945年5月下旬，在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扬帆多方交涉下，汪锦元和陈一峰终于被释放。若非陈璧君坚持要求引渡，汪锦元很可能早已被处死。
可以说，正是陈璧君的“强硬”让汪锦元等人得以幸免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她救下的人竟是几位特工，尤其是汪锦元，他实际上是中共的王牌特工。
陈璧君此举，表面上是为了维护伪“国民政府”的尊严而坚持施压，但她并不知道，自己拯救的正是中共重要的情报人员。至于汪精卫为何愿意听从陈璧君的意见，则要从他们夫妻之间复杂的关系谈起。
“没有陈璧君，汪精卫不可能成事；没有陈璧君，他也不至于失败。”这是民国十大汉奸之一的陈公博对两人的评价。作为汪精卫集团中仅次于汪精卫的“二号人物”，陈公博的看法颇具分量。
陈璧君出身马来西亚华侨富商之家，生活优裕，使她在求学期间接触到许多进步思想。1907年春，汪精卫从日本远赴南洋宣传反清革命，陈璧君被他的慷慨激昂演讲和英俊风采深深吸引，从此一见钟情。为接近汪精卫，她加入同盟会，并为之捐款支持。但汪精卫对她并无好感，甚至为了躲避她，远走香港。
转机出现在汪精卫刺杀清摄政王载沣的事件中。1910年3月31日午夜，汪精卫在北京什刹海银锭桥下埋下炸弹，准备炸死载沣，但炸弹尚未引爆即被举报。事后，害怕被牵连，曾与汪精卫关系密切的人纷纷避而不见，唯有陈璧君不惜重金买通狱警，亲自为他送去衣物和食物。她的真心感动了汪精卫，1911年10月汪精卫出狱后，两人感情渐深，1912年初正式结为夫妻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汪精卫任南京行政院长，陈璧君成为院长夫人，身份显赫使她的性格愈发跋扈。欲见汪精卫的人必须先得到她的许可。长时间与汪精卫谈话的客人常被她无情赶走，汪精卫对她言听计从，唯恐招惹麻烦，纵容了她的妒忌和霸道。
抗战爆发后，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，部分人建议汪精卫尝试和谈以挽救国家。陈璧君与汪精卫本就沉迷权力，屈居蒋介石之下让他们心生不满，听闻此策后，两人决心另辟蹊径，谋求属于自己的“政治事业”。
1938年10月30日，汪精卫决定作为和谈代表出面，但对是否逃往重庆犹豫不决。11月26日签署《日华协议记录》后，他召集心腹周佛海等多次开会，仍难下决心。陈璧君见状不催促，只淡淡说道：“别打扰他，做不做由他决定。”直到梅思平准备给日方回复，陈璧君才暗中催促：“你一定要决定，不要反悔。”这才使汪精卫彻底做出叛国决定。
由此可见，相较于优柔寡断的汪精卫，陈璧君更具果断和魄力。汪精卫的叛变，离不开她的“推波助澜”。
当汪精卫萌生叛国念头时，汉奸陈公博已表示追随。陈璧君拜访陈公博的母亲，数语便说服了她，陈母随后催促陈公博效忠汪精卫。因此，在陈璧君要求汪精卫向日本政府争取汪锦元等人时，汪精卫虽然忐忑，但仍信任妻子的判断，顶着压力周旋，成功救回了汪锦元等人。
那么，汪锦元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，值得陈璧君为他不惜与日本政府争执？
表面上，汪锦元是汪精卫的秘书兼日语翻译；但实际上，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重要特工，潜伏在汪精卫身边，为抗战胜利输送了大量关键情报。
汪锦元是中日混血，父亲汪忠卿是中国人，曾留学日本；母亲大桥对子是日本人，曾就读于东京美术专门学校。后来汪忠卿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国内生活。
汪锦元9岁时，父亲因病去世，由母亲带着在上海谋生。13岁时，因生活所迫，母亲将他托付回日本老家生活。直到20岁，汪锦元才重返故乡苏州。日本的生活并未带给他温馨的家庭，反倒让他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日语，这为日后成为汪精卫秘书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回国后，汪锦元先在母亲朋友开的通讯社工作，负责将老板日森虎翻译的稿件刻成钢板油印，送交客户。工作虽枯燥，却让他结识了日籍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手岛博俊。在交流中，汪锦元悄悄向手岛透露通讯社内部信息。
随着观察调查，他发现日森虎与一户位于上海沪西的周姓家庭来往频繁，极可能是泄露共产党秘密的源头。在汪锦元协助下，上海地下党确定周姓政府官员为泄密者，迅速切断联系，避免了更大损失。
随后，汪锦元离开通讯社，进入日本人经营的报社。时间久了，他察觉老板清水是特务，借与妓女的关系搜集我国军队部署情报，并传递给驻上海的日本海军。之后，经手岛介绍，汪锦元加入“江南日报筹备处”，又发现同事日高知晓组织内情。
两次重要发现后，汪锦元将情报及时上报手岛，间接立下大功。手岛对汪锦元十分器重，推荐他结识西里龙夫。最终，1936年12月，汪锦元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1940年3月30日，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成立。原助手周隆庠升职，无法继续兼任秘书与翻译。此时汪精卫急需一个信得过的日语翻译，周隆庠推荐了汪锦元。
凭借流利日语与地下党背景，汪锦元终于被推到汪精卫身边。1940年9月，汪锦元通过了陈璧君和汪精卫的面试，以沉稳冷静的态度获得二人好感。陈璧君率先表态：“很好。”汪精卫也满意他的表现，任命其为秘书和日语翻译，期待他尽快投入工作。
为加强南京情报工作，汪锦元、李德生和陈一峰组成南京情报小组。这也是三人被一并逮捕的原因。
汪锦元办事认真，日语精通，赢得了汪精卫和陈璧君的信任。他每日陪同汪精卫出席伪政府高层会议，处理汪与日方经济、文化交流文件，从中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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